我们都有一个名字叫校花(3)

　　后来接了一则绿茶的广告，男一号是周星星。我赶到片场时，哗，吓一跳，二十几个女生围着大帅哥，嚷着要签名，结果最后开机时间晚了半小时。根据广告导演要求，周星星坐在第一排女生正中间，后面再站上四排女生；人手一瓶绿茶，对着镜头手舞足蹈叫一句“绿茶还是XX好”，就算大功告成。我本来站在第二排的，一低头就看见周星星的脑窝儿——两个呀，难怪聪明——可是还没来得及得意，导演马上作了调动，把我和第四排中间的一个女生掉了个个儿。我噘着嘴，嘟囔了几下，导演瞅着了，教训我：“谁让人家像莫文蔚？”站在后边，我是怎么闹也闹不起来，还没开拍，我就把绿茶喝掉了一半，接着一不做二不休撕掉了瓶上的包装纸。导演始终没有注意到我的出格，这让我有些意外，也有些失落。片子很快在中央级频道播出来，镜头只给出周星星身后两排花枝招展的女生，我所在的第四排和我身后的第五排被剪得杳无踪迹。

　　旁白：吴丽正忙着温功课来补足尚未修够的学分。和一般的艺术生一样，吴丽对自己的美貌和智慧充满自信，相信只要坚持就会等到演主角的机会。她告诉我曾读过西蒙·波娃的《第二性》，其中介绍的一种男权主义观点说“女人仅不过是一个子宫而已”。吴丽说：“我一直想证明，这种说法是错误并且可耻的。”

　　丰乳肥臀不是唯一

　　采访对象：刘可菲，广州人，47岁，某银行广东分行副行长，24岁就读北方一所大学的哲学系，从大二起被称为校花。丈夫张先生是高校教授，16岁的孩子正在读高一。

　　温文尔雅的刘可菲对自己的校花史有所保留。她的丈夫不停地给她打气：“哈哈，没关系啦！你如实说，算是给后生一点经验教训啦！”刘可菲终于表态：“那你一定要从正面来报道呀！”

　　我是在北京一所著名高校读大学的，据说有很多高干子弟，所以感觉校风也非常开放。同系同学中，广东的一共8个，其中女生5个——物以稀为贵，那时候在北京的南方人不多，所以特别吃香，才过几个月，其他4个女生全都有男朋友了。我有些诧异，也有些不平，论长相、论年龄，我都有优势；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自己的缺点自己知道：我的胸脯太小了，用当时的话说就是“军用飞机场”，用现在港台的说法就是“微波炉”。当时胸罩的牌子少、数量少，款式更是可怜，加上我还在读书，稍微贵一点的，我也买不起。我成绩一直很好，但因为难言之隐一直得不到大家的重视，心里想当苦恼。

　　旁白：张先生憋了很久，终于笑出声来：“是吗？不会吧！”

　　大一下学期，出事了。在校门口，一个男生带着个女生，歇斯底里地笑，然后风也似的扑将过来。我没躲得及，倒地的时候，后脑勺不偏不倚磕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，血汩汩地流下来。那个男生把我背到了医院，因为脑震荡和伤口发炎，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月。孤独寂寞的日子里，我拼命读书，一方面打发时间，另一方面主要是检查自己的脑袋到底有没有留下后遗症。

　　我的脑袋没有留下后遗症，因为学过的单词我都记忆犹新；留下后遗症的是我的胸脯。住院期间作周检的时候，透过住院服的衣领口，我一次又一次地被自己20多岁了还在发育并且发育得开始茁壮的乳房惊得不知所措。有时医生见我不配合检查，就敲醒我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把衣领整好，轻描淡写：“没事儿。”

　　出院时，大二生活开始了。系里的男生异口同声地叫我“校花”。我的感觉相当坏。一个女生，譬如我吧，本来是兰心蕙质、期待呵护的，却因为没有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身姿而备受冷落；一个女生，又譬如我，因为医生滥用抗生素成就的丰乳而一举成名——这纯粹是对女人的嘲讽和打击啊。现在有一则广告说“做女人挺好”，我深恶痛绝，看久了心中也生出悲凉。

　　旁白：刘可菲向我推荐易卜生的《玩偶之家》，我说这是一本老书了。刘可菲这时候就显出一副领导的样子，开导我：“要重视啊！你写校花，校花们可千万别作玩偶呀！”考虑到她用心良苦，我便实录下她的要求，希望中国的娜拉们多一些。